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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金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出处：《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摘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本文在假定等价交换以及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等于劳动总量的基础上，推导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具体表达式。由此说明，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中，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起的作用都不可或缺，但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给定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之后，首先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决定该劳动总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配，即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其次再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在其所生产的每一商品上的分配，即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关键词：价值量的决定；社会总劳动的分配；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一、引言

商品的价值量等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单个商品，而且也适用于一个行业生产的全部商品，以及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总和。

进一步来看，社会必要劳动量又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就是: “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1]}$这里，“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通常被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简称“社会必要劳动I”，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通常被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简称“社会必要劳动II”，即“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3]}$，或者“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4]}$。

社会必要劳动I强调“平均生产条件”，主要针对同一个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 社会必要劳动II强调“社会必需总量”，主要针对不同的行业。“平均生产条件”和“社会必需总量”合在一起，共同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对此，马克思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5]}$。

然而，长期以来，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上，一直存在许多的误解。最明显也最常见的一种误解是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割裂”开来，即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I才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Ⅱ只涉及既定价值量的“实现”，而与该价值量的决定无关。$^{[6]}$

另外一种误解是，虽然承认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同样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但却又错误地认为，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的价值量: 社会必要劳动I决定“微观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II决定“宏观价值量”$^{[7]}$，或者，前者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后者决定“某种商品的全体即整个行业的价值量”$^{[8]}$。

最后，尽管也有一些人正确地认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同时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起来，并用这种统一的同时包括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说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不知道如何从数学上去说明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上的不同作用$^{[9]}$，有时甚至还可能会滑入供求决定论的泥沼。

本文在假定等价交换以及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等于劳动总量的基础上，推导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具体表达式。根据这一表达式，一方面，任何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都同时需要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或者说，无论哪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无法单独地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另一方面，在共同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前提下，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具有不同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在给定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之后，首先可由社会必要劳动II，决定该劳动总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配，即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其次再由社会必要劳动I，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在其所生产的每一商品上的分配，即决定每一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单位商品价值量。

二、基本假定

考虑某个经济在某个时期的生产和交换情况。设该经济拥有$n$个行业，每个行业只生产一种商品，且具有所谓不变的规模报酬。在该时期结束时，整个经济总共生产了$n$种商品，其中，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还包括所谓的“货币”（为简单起见，可以假定这里的货币是“金属货币”) 。它们的数量则分别表示为$q_1$,…,$q_n$。

由于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故在这些商品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交换关系和交换比率。这些交换比率体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例如，设一单位的商品1与$\delta$单位的商品2相交换，则$\delta$就代表（以商品2来衡量的）商品1的交换价值。

进一步来看，隐藏在商品交换价值背后并决定着这些交换价值的就是所谓商品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10]}$这一思想可以更加明确地概括为如下的基本假定:

假定1（等价交换）：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

根据等价交换的假定，上面商品1与商品2之间的交换关系意味着：

一单位商品1的价值=$\delta$单位商品2的价值

若设商品1和商品2的单位价值量分别为$z_1$和$z_2$，则有：

$$z_1=\delta z_2$$
更一般地，若假定商品$n$是所谓的“货币”，所有其他商品都直接与货币相交换，则商品$i$与货币的交换比率就是该商品的“价格”（用$p_i$表示）。特别是，$p_n$表示货币与货币的交换比率，它自然等于1。于是，等价交换的假定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
z_i = p_i z_n (i=1,\ldots,n)&&(1)
\end{align*}这里，$z_i (i=1,\ldots,n)$表示商品$i$的单位价值量（或单位商品$i$的价值量）。需要强调的是，在(1)式的两边，相等的不是“劳动”而是“价值”，或者说得更加明确一点，不是自然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等价交换假定意味着价值是价格的客观基础，或者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是因为，公式(1)亦可以写为$p_i =z_i /z_n$，即任意一种商品的价格等于该商品的单位价值量与货币的单位价值量的比率。

由于$z_i$是商品$i$的单位价值量，故全部商品$i$的价值量（或行业i 创造的价值量) 为$z_i q_i$，所有行业创造的价值量之和亦即整个经济创造的全部价值总量（用$Z$表示）为$z_1 q_1+…+z_n q_n$。于是又有
\begin{align*}
z_1 q_1+\ldots+z_n q_n=Z&&(2)
\end{align*}它意味着，一国经济中所有不同商品的数量与相应的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乘积之和等于该国经济创造的价值总量。

为了进一步确定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从而最终确定商品（包括货币）的单位价值量以及每个行业创造的价值量，我们引入另外一个重要假定：

假定2（劳动价值论）：一国经济创造的价值总量等于它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国经济创造的价值总量等于该国经济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如果假定所有的劳动都是同质的简单平均劳动，特别是，不同行业的劳动都相同，则一国经济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就可以简单地看成是该国经济中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这是因为，尽管一个行业的价值量可以大于或小于其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但不同行业的价值量与实际劳动量之间的这种差别会相互抵消，结果，整个经济的价值总量还是等于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以只包括两个行业的经济为例，设行业1的10个单位的实际劳动量与行业2的5个单位的实际劳动量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行业1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为10，但实现的劳动量只有5；行业2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为5，但实现的劳动量却有10。尽管单独来看时，每个行业实现的劳动量（亦即价值量）都不等于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但两个行业合在一起，实现的劳动总量和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却是相等的———它们都等于15个单位的劳动量。由此可见，无论用什么样的劳动总量来决定价值总量，二者总是相等的。

于是，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Z$最终等于它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用$L$表示)，即$Z=L$ $^{[11]}$。这样，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假定，公式(2)就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begin{align*}
z_1 q_1+\ldots+z_n q_n=L&&(3)
\end{align*}即一国经济中所有商品的价值之和（或者说，一国经济中所有行业创造的价值之和）等于该国经济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等价交换是指交换的两种商品的全部价值相等，故在公式(1)中，单位商品的价值量$z_i$既包括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也包括通过物化劳动的消耗而转移过来的价值。换句话说，等价交换说的是按照全部价值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而不是只按照其中的一部分如新创造的价值相等进行交换。这意味着，在公式(3)中，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L$也是既包括给定时期的全部活劳动，也包括相关的以前时期的全部物化劳动。

此外还需注意，在一个行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条件下，每一种产品都必须是所谓的“经济物品”———经济物品是那些既具有“有用性”又具有“稀缺性”的物品———否则，生产它的行业就没有必要存在。例如，不可能存在专门生产没有使用价值的“无用品”的行业，或者，具有“负”的使用价值的“有害品”的行业$^{[12]}$，也不可能存在专门生产不具有稀缺性的“有用品”的行业。因此，不同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都是经济物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货币当然也是既有用又稀缺的经济物品），从而，交换的比率即价格总是正的，即必然有$0<p_i<+\infty$。如果$p_i$→0，即一单位商品$i$能够交换到的货币的数量趋向于零，则商品$i$就是所谓的“自由物品”———自由物品是那些或者不具有有用性（当然也不具有有害性）或者不具有稀缺性的物品。另一方面，如果$p_i$→+$\infty$，即一单位商品$i$能够交换到的货币的数量趋向于无穷大，则货币就成了自由物品———此时的货币或者不稀缺，或者没有用。$^{[13]}$

三、价值量的决定

（一）价值函数

根据上述关于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的两个假定，在给定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每个行业的产量以及所有商品的价格的条件下，容易确定每种商品（包括货币）的单位价值量以及每个行业创造的价值量（简称行业价值量）。
例如，将公式(1)代入公式(3)即可求得：
\begin{align*}
z_i=\frac{p_i}{p_1 q_1+\ldots+p_n q_n}L (i=1,\ldots,n)&&(4)
\end{align*}
方程组(4)是包括所有$n$个部门的经济的“价值函数”。其中，$p_1 q_1+\ldots+p_n q_n$表示一国经济中所有商品和货币的“价格总额”。于是，价值函数(4)意味着: 任意一种商品（包括货币）的单位价值量等于该商品（或货币）的价格与所有商品和货币的价格总额的比率乘以整个经济的劳动总量。

由价值函数(4)可知，任一商品和货币的单位价值量$z_i(i=1,\ldots,n)$与三个因素有关，即所有商品的价格$p_i(i \neq n)$、所有商品和货币的数量$q_i(i=1,\ldots,n)$以及整个经济的劳动总量$L$。

进一步来看，任一商品和货币的数量取决于该商品和货币生产上实际投入的劳动量和劳动生产力，而整个经济的劳动总量则等于所有商品和货币生产上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之和。因此，任一商品和货币的单位价值量最终取决于所有商品的价格、所有商品和货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力和实际投入的劳动量。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价值函数(4)中，单位商品和货币的价值与相应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根据等价交换的假定，任意商品的价格都等于其价值与货币价值的比率，故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或者说，价值是价格的客观基础; 另一方面，根据价值函数(4)，任意商品和货币的单位价值又受到所有商品的价格（以及所有商品和货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力和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的影响，故如果不先确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就无法最终确定任意商品以及货币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14]}$由此可见，商品与货币的单位价值与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同时”决定的。$^{[15]}$

（二）单位商品价值量

价值函数(4)总共包括$n$个函数，其中，前$n-1$个函数确定了所有商品的单位价值量，即：
\begin{align*}
z_i=\frac{p_i}{p_1 q_1+\ldots+p_n q_n}L (i \neq n)&&(5)
\end{align*}如前所说，这些商品的单位价值量最终取决于所有商品的价格、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力和在这些行业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

首先来看商品价格的变化。相对于劳动生产力和劳动量来说，商品价格对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影响最为简单，即: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任何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与该商品的价格同方向变化，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反方向变化。

进一步分析起来，某一商品的价格显然又取决于该商品（以及其他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商品需求的增加常常会导致该商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该商品的单位价值量的上升，反之，一种商品供给的增加常常会导致该商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导致该商品的单位价值量的下降。因此，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影响商品的价格可以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不过，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大小的仍然是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多少。供求关系的变化只是通过影响单位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影响其价值量。

其次来看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与商品价格的变化相比，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对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影响要更加复杂一些，因为它同时影响了公式(5) 中的两个因素，即一方面，它会改变相应行业生产的商品的数量，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相应行业的商品数量，它又会改变该行业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16]}$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对某一商品的单位价值量来说，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变化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总的结论是: 任意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随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下降，随其他商品和货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既可能下降，也可能不变甚至上升。

最后来看劳动量的变化。与商品价格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相比，劳动量的变化对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影响最为复杂，因为它同时影响了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和劳动总量，即影响了公式(5)中的所有三项因素。

Robinson〔1962〕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 Joan Robinson 1962
Reprinted 1963, 1964, 1968, 1971, 1974, 1979
ISBN 978-1-349-00628-1

Preface（序言）
1.Normal prices（正常价格）
2.A model of accumulation（积累模型）
3.A model of technical progress（技术进步模型）
4.A neo-neoclassical theorem（新新古典理论）

戈登兄弟

1996年3月1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讣告：左翼经济思想的领袖、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大卫·戈登因患有心脏衰竭，于周六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逝世，终年51岁。讣告简要介绍了戈登的生平，提到戈登的父母和哥哥都是经济学家，他的父亲罗伯特·艾伦·戈登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哥哥罗伯特·J·戈登则是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的主流经济学家，用讣告的话说，大卫·戈登走上了另一条道路（took a different route）。

在求学阶段早期，戈登兄弟的道路并无多少不同，1962年，主修经济学专业的罗伯特以优等成绩从哈佛毕业，三年后，大卫同样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哈佛，然而，他们俩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相似，大卫·戈登在1992年的一篇自述中写道：“虽然我来自一个经济学家家庭，但我在整个大学阶段都避开经济学”。毕业后，大卫没有像罗伯特那样，直接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攻读学位，而是去了南方的亚特兰大，和同为校报《哈佛深红》工作的同学一道，创办了《南方信使报》，关注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这家报纸存续了三年，最终在1968年关张。同年，大卫回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他一方面延续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极大热情，参与创办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另一方面将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的导向，撰写了以《阶级、生产率与贫民区》为题的学位论文。

在大卫回到哈佛的1968年，罗伯特却离开了。1967年，罗伯特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紧接着回到哈佛担任助理教授，不过，他次年就离开了哈佛，去芝加哥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71年，大卫获得博士学位，也离开了哈佛，在国民经济研究局担任研究助理。直到1973年，兄弟俩才找到自己的职业归宿，罗伯特转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则找到了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教职，自此之后，他们一个在东海岸，一个在五大湖区，再也没有换过工作。